我有一幅胡适的随笔便条，一张小帖，为一次采访所得。

        小帖后，是一个同姓的老人，是他的历史与经历。

        一九八九年春，我在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儿女>s杂志任副主编，收到中央统战部一个嘱托，要我到新侨饭店采访一个美籍华人荆磐石。从我所在的团中央到新侨饭店不远，按与荆先生约好时间，我与他见面了。荆先生身材中等，穿一身西装，一派儒雅，眼镜后面是有阅人无数的坦荡与明彻，也有阅事无数而沉淀下来的直纯。这样的人，会令人顿生敬意，而谨慎、而慎行。

        递上名片的当儿，我看见他眼里顿时显现出惊讶。

       “你也姓荆，是那里人？”

        其实，在嘱托人告诉我采访对象姓名时，同样问话不知翻腾了多久。

       “荆”姓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排列在后，姓人廖廖。每每遇上荆姓人，我都会好奇地打探其生地祖籍，好象是对历史的诘问，好象是满足一种心理需求。历史上有“荆王伐吴”，“荆轲刺秦王”等等故事。但距离我们远远，而身边的荆姓人很少。

       每每在在会议的签簿前看人惊讶，“还有姓这个姓的啊！”

       姓氏之说，学问极深，简单而言是一种历史与自然的归属，中国的姓大多都有根源，姓氏凝聚着一个遥远的血统，遥远的血脉，后代的人似乎是那棵遥远的粗壮的大树上结出的新果，散落于四面八方，散落的过程牵扯到历史的更迭、民族的逃难迁徙，官吏的任命等等，很难说清。然同姓人心有所根，枝分而一派，脉远而一源。你缘何处而来？谁是我的同类？谁是我的亲属？谁是我的同伴？其实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然思考，是一种心理归属的需求。

        我回答，我是东北辽宁辽中县人，是一个在当地较大的家族。从家谱上看，是乾隆年间从承德迁往辽中的，到我这已经是第九代。

        他随即告诉我，他是山西人。他告诉我他是四三年居于美国的。

        他是长者，我是年青的记者。当然有了这个惊奇的开场白，我们的谈话已经无隙无间。

        当他谈着自己的经历之时，无数的历史画面已经涌现出来。

        他的青年、壮年就奔跑在这些已经泛黄的画面中，穿插在这些泛黄却仍然清晰的画面中。

        他是北平朝阳大学法学系毕业生，随即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法律。在日本时，他交友甚广，与著名的作曲家聂耳等都是号称“松竹梅”好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乘从日本开回的最后一班轮船回国，急于参与国内的诸项事务。临开船时，另外一个熟人穿着睡衣木屐，匆匆忙忙赶上船，此人正是夜半而偷偷离家、也要立即回国的郭沫若君。大家又是一番忙碌，翻箱为他凑衣服皮鞋。

        回国后，他找到陈立夫，陈立夫安排他到教育部，随后又到大学教书。他先后在南京教育部，西安联合大学等地教书，主要是法律与法学。他信基督教，同时也广泛联络教友，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

        法学，在清末民初，是十分时髦的学科，因为封建王朝刚刚崩落，各种各样的事务急待甫立，因此各种各样的法律，与西方打交道的各种各样的学科，都是国家社会建设的急需，而谙熟各国法律是建国的基础，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所以当时的北平朝阳大学成立了法律系，而这个法律系，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都活跃于中国的政坛上，大多在民国的历史上，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两岸的政府中，都是磐石般的支撑。帮助中华民族渡过了无数的危难与险关。荆磐石就是这样的一员，可见他在青年时学识已经出众，具备先进的思想与追求。由于他能够到日本继续求学，更是增添了一番难得的阅历。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美中英苏四国要搞一个联合国宪章，是当时的吴铁城找到荆磐石，要他成为中国方面的起草人，他就从大学出来，一心参与其中。所以在他的简历中，他总是写到联合国宪章中方起草人。当然这是一个人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是一个人莫大的殊荣，能够代表国家而介入正义的事业，介入人类的未来，正是人生价值的归属。

        在国家危难的那个年代，他活跃于中国的救亡事业，活跃于教育界、知识界，活跃于政治界，法律界。与他交往的许多都是我们在民国史上常见的人物。

        在那个国难重重、令人心力俱焚的年代，他为国家承担着苦难，尽心竭力地做着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他移居美国，以基督华人教友的身份，成为美国华人中的活跃一员，他联络务界华人，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状况，也积极开拓着新的活动范围。他与几个教友发起了著名美国总统早餐会，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高级政治活动场合。每年的某一天早餐，美国总统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士一起聚餐。参加这个联谊性质的早餐会并不容易，一是参会人必须是闻名于世界的杰出人士，二是在提前一年预定那个地方的饭店。中国人中，只有当时社会科学院的严加其参加过。当然在这次会晤后，他寄希望我能参加来年的活动，并可以代为我预定饭店。我当时就向他表示，我有一些不便，一是我的身份只是普通记者，二是我在某中央机构工作，出去参加这种活动，可能有诸多不便。他当然也未多言，尽管后来又提及多次。

         我把这次采访稿《情依然，爱依然》，给了北京晚报，很快他们就刊在重要文艺版面。并在他离开中国前送到了他的手里。

         随后，我陪伴他去了山西太原，山西的地方官员，特别是教育界的官员与人士，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谈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话题，我们也按他们的安排参加了一些当地的演出。我们待的时候不长，他已经将我看成忘年交，与我说话也没了遮挡，时常是随时向我发表他的感想。一次我们看演出，中国的舞台上，锣鼓一响惊天动地，他笑着对我说，“在美国听的是旋律，在中国听的是声响。”其时其语言并无褒贬，但也溢出对中国的笑侃。

        他告诉我，在北京，他会见了许多当年的朋友，其中的程思远、何思源等旧友。他说，年纪大了，能够见上一面已经是十分不易了。

        因为我在北京还有其他的要务，不能陪同太久，分手时，他拿出一些报章与文字照片，希望给我一些纪念。我们采访之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采访对象的尊重与客气，我们一般是不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对方的文字方面的东西，我们会格外珍惜。

        他打开一个小夹子，拿出一张纸片，我看见是一张胡适的便条，他问我，“你喜欢这个吗？”

       “啊，”我当时倒吸了一口气，“当然。但，这可能太珍贵了。”中国文化大家的亲笔手迹，自然是我们这些文化人的尊崇之极，情之至爱。

       他笑笑说，“就送给你了！”

       便条不大，是六十四开的信笺薄纸，笔迹薄酒而随意，正如胡适先生的文风与身影。

       留言是：

       “荆先生太太，谢谢你们请我是星期三（三十日）晚六时半吃晚饭。不幸我那晚上有一个事先预定的谈话会，所以不能不在下课之后就赶到“城下”去，不能来府上吃饭了，千万请你们原谅。

       匆匆敬问

                        双安

                                                                                                                                                                                              胡适敬上

                                                                                                                                                                                     三四年，十一，二十九”

        回来后，我把这个便条夹在一个十分宝贵的夹子里，有空的时候打开轻轻地看看，想着远在重洋之外的荆磐石老人，也看看文化大家胡适的亲笔字迹，有股无言的温暖涌出。看来这是荆般石在美国与朋友交往中的一个小事，他邀胡适吃饭，胡适恰有不便，就随手留了一个便条。时在1945年11 月29日。签上的年月自然是民国纪年，年号上加上11便对了。便条中语言随意而不失敬重，看来他们互相之间的交往亲昵而富有热量，称呼与口气随常而便当。据荆磐石先生讲，在一九四四年后，他在美国已经是高朋云集，冯玉祥在离美赴苏之际，他邀集了许多在美的华人名士为其送行。冯玉祥在回国途中，轮船居然失火，也是一段奇案。

       我一直珍藏这张便条，以为至宝，只为上面有胡适的亲笔，那个签名真真是十分潇洒和真实；当然，更为上面有“荆先生太太”的抬头。

       有一次，有个人逗趣，胡适先生怎么会给你留下文字？我喜欢这个问题，这个联想让我有种族归类的感觉，而更为珍爱。

       不巧的是，戴高度数近视眼镜的荆磐石，不知在那个时候，可能原珠笔流水不畅，在保留的便条纸边划了几个圈，有点美中不足。好在只伤了几个小字，其他无妨。后来，我用酒精处理了一下，仍然有一点痕迹。

        我从太原回来后，正好就赶上了那场著名的北京风波。由于我当时在太原，并未涉及其中。后来，荆磐石先生常常从美国给我来信，信中还常常挂念他那些早年的朋友的情况，朋友子女的情况，向我询问能否给他们一些帮助。我回信告诉他，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许多事情是在发展之中，国家、社会都是如此。中国的发展中仍然会有许多坎坷与需要认识的过程，这个答复十分得体，他又邀请我到美国去。凭真话说，凭当时的状况、当时的财力与家庭负担，我无法应允他的盛情，现在想起，也引为至憾。

        他来过许多信，甚至他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章，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与游历，其中也谈到了与我的会见。也邮来了一些他的照片，他在海边钓鱼，他在骑马……

        我把便条的复印件嵌成小卷轴，置放在案，随眼便见。

        后来他还介绍了一个在清华读书的同族后辈，这个青年十分优秀，曾经与我长谈，不久，他也到美国留学了。

        由于那场风波，内外的联络已经略有不便，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获知继续联络可能会给我带来不便，信的频率就缓了。

        后来，我有一个十分要好、也十分有为的朋友赴美留学，我希望他能够拜访荆先生，回来后他告诉我，此行不顺。

        当时与荆磐石先生初见时，老人已经是七十多的年纪，不知今日尚在否？如果仍然还健在，应该是近百岁的老人了。

        如果他还在，我为他祈祷，为他祝福。

        如果他已经辞世，我仍然为他祈祷、为他祝福。

        他是国之骄子，赤真炎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