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与乌老家的一段交往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的期间，由于一个偶然，我成了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家的常客。

        在与乌老相处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个优雅高大，胸怀非凡的老者。

        乌老是共和国开国上将，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文革后任统战部长，国家副主席。

        与乌老接触，作为记者的我自然好奇他的经历，有意识地想知道他的故事，他也常常给我讲起他的过去。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看见了他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的身影，看见了他出入翠花胡同八号与李大钊的师生情谊，也看到了他出国到莫斯科学习、与他同座位的蒋经国，看见了派遣他回国参加革命的瞿秋白，看见了经过内蒙而不幸被捕的王若飞，（后来有人根据此事写的《王若习在狱中》）等等-------这些，都是我只能在书里看见的人物。

        乌兰夫，原名云泽，十八岁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时，随李大钊参加了革命，是内蒙古学生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北京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之一。由于思想忠诚可靠，身材高大强悍，常常担任最危险的任务。每每学生上街游行，他和他的朋友都担任交通与保卫工作。那是一种常常会发生与军警冲突的工作。需要的人忠诚可靠，敢于承担危险，能够经受考验。

        那时，乌老给我讲过他许多的往事，但都是抽空而为。我做一个记者编辑知道这些材料的珍贵，每每乌老给我讲一个故事，我都会仔细地记下来。试图把这些连缀起来。将来成文。别看那些都是往事，但也有让人感觉不凡与伟大力量。有时，我们交谈的时间长了，他也会开个玩笑，调剂一下气氛。乌老曾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授，儒雅而风趣，那种对青年人的观察与关怀，常常是在不意之间-----那是经历了无数事件、无数风险、积累很多的关键事件才能够积存的伟大、和人所不察的机敏与天赋。这一点只有能够亲自与他见面，与其长期接触才能够知觉一二。

        但有一件小事，我一直未记下来。不是因为故事的平凡，而是我一直在酝酿着，下笔写出的角度。

        有一天，我到他家，乌兰夫的夫人云丽文阿姨让我看一篇稿子。稿子写的是乌老到他青年时期学习的北京蒙藏学校参观的事情。北京蒙藏学校，原来是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的私宅，民国政府为了培养蒙藏青年人才把它变成一所学校。乌兰夫由于在家乡参加学生运动，惹怒了地方官员，到了北京，就进入这所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也是我国众多先期领导人张太雷，夏明翰，萧楚女等等来过的地方，他们来此自然是为了会见李大钊，宣传革命道理，向学生发表演讲，组织青年干部。

        乌老旧地重游，十分高兴，他的记忆很好，还能够仔细回忆起他的床位，张太雷来讲演站立的地方，他们住下的房间，甚至他们的床位在那道窗边墙边等等。乌老的兴奋与深情，可想而知。文章内容极好，只是文字有需调整。

        云阿姨一直看着我，看见我大体读完，就问我的感觉，说人民日报已经向乌老请求，是否可以发表一下。

        文章这东西，其实是一人一个样，一人一个思路，文章写出来，文气文风、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同样的素材在不同人的手里，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若是在别人的稿子上东改西改，往往有画猫类虎的不伦不类。况且我也不知道这个稿子是谁写的。

        云阿姨想听我的意见自然是有目的的，是在询问我的意见。我犹豫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再写一稿，明天十点钟前给您看”。

        “明天十点钟？”

        “十点钟，可以。”

        第二天十点钟，我准时到了乌家，见到云阿姨时，她还特意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当然这是对我准时“交卷”的赞许。

        平日写稿，我都是凭思维之所到运笔，意到笔到，常常是“天书”极别，若是过了三五天，我自己再看，也是一边猜谜一边发难。我昨晚是真真正正忙了一阵子，先打好腹稿，再写出来草稿，校正后，又仔细地抄了一遍。

        拿出来的自然是清清正正，字体也难得地恭敬有加。

        喝着茶，吃着阿姨拿出来的小点心，顺便就把稿子的内容与想法就说完了。阿姨说，乌老上午有个活动，接见一个国家来访的议会代表团，一会回来，你再给他说一下，让他看完，听听他的意见。

        大约是十一时左右，大门开启，乌老一身中山装推门进来，看见我，也挺高兴，坐下就听我的稿子，我给他读。他也偶尔指点一下。特别是他加入了一些细节部分，还有那些革命先行者在学校活动的细节。这都是极重要的部分，当然让我感动的是乌老对这些革命先行者的怀念，时间虽然日渐遥远，而记忆仍然清晰真诚。已经时隔五六十年，这些先行者们的身影已经远去轻淡，能记下一举一动都是十分难得，非乌老讲，谁能得知？讲到细节处，乌老还站起来模拟一下他们的动作。

        讲着讲着，我一看手表，十一点半了。应该回去了。我向阿姨说，我要回去了，下午还有一些事情。

        阿姨看了我一眼，说今天乌老专门嘱咐，中午留你吃饭，你就吃完饭再回去吧。噢，想到自己平日吃饭的随便，思绪不由有些紧张。

        如我想象，这顿饭让人难忘。

        乌老家的饭厅在二进院的西偏房，会客室与饭厅有走廊相接。乌老引我在前，到了门厅前，乌老侧过身，让我先进，随后引我到他的右手座位，与云阿姨对面。饭菜也是特意做的，典型的西式餐，有奶油红菜汤，面包，火腿肠，刀叉齐备。让我坐下，乌老先勺起红菜汤到我的盘子里，这后他才坐下。这是典型的对客人的款待。

        乌老当时是国家的副主席，从年龄上讲也属我爷爷辈的人，先给我勺上菜再坐下，换谁也一身不自在。我平日生活随性，举止也随性，平日放松随便，这时你能随便吗？自在也好，不自在也好，既然坐下了，只好顺其自然了。乌老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紧张，他一边关照我的盘子，一边侧脸与我闲聊。

        聊着文化界的一些人物，一些文化界的动态，一些影视剧的制作与前景等等。看得出乌老对文化事务十分了解，他的问话都是当时的时鲜话题，以及正确的、带有引导性的题解。乌老的普通话中杂有土默特口音，我略有不解，阿姨就给我重复一下。

        其时，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听到乌老在讲我也常思常想的问题，也略略放松了些。乌老间或会提醒云阿姨为我布菜，加片面包。多少年后，我想到乌老待人接物的精细周到，仍然不由唏嘘感慨不已。

        当时我尚年青，加之以前有过运动员的经历，饭量大一些。乌老一直看着我，与我聊天，让我放松了许多。其实我注意到乌老吃得很少，阿姨解释到乌老有糖尿病。

        直到我吃完，乌老还问我，是否用好了。

        出来时，乌老仍然是侧身门边，让我先行。

        乌老的规矩太多太大，其实我是很“难过”的。出来后，我对云阿姨说，谢谢乌老的款待，但是我太年青，有些不舒服。云阿姨笑了，说“乌老待谁都是这样的，你是常客，以后就习惯了。”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向乌老请教了许多当时我想到的问题，他都认真回答。

        有一次他也逗我，说是一个蒙古人冬天到关内喝酒，回来时用酒葫芦盛得满满，小心从马上掉下来就合衣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看，葫芦碎了，酒却一点没丢，怎么回事？

         我不解，他笑笑说，那酒里掺水太多了，一出门水冻上了，酒是不冻的。所以葫芦碎了酒没丢，我大笑。

         乌老一生严谨，在他女儿云杉的回忆中，他一直喝白水。后来云杉问他，他说艰苦年代的时候，必须保持低标准的生活，没条件事事讲究，在生活上养尊处优，人就没法干革命了。云杉给他买了个市面上早已流行多年的榨汁机，乌老好高兴，还示范给来人看。

        乌老的学问很高，在留学苏联期间，他曾经担任东方大学的俄语教授，在长期的内蒙古革命与解放后的工作期间，他与当地宗教人士、知识界都有很好的交谊。解放初期，他受中央之委托，负责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民族自治法》。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带一个班的战士从延安坐卡车出发，长途跋涉到呼和浩特，从苏联红军的将领手里收回内蒙古政府的管理权，打通了延安干部通向东北的道路。周恩来为此浪漫地称赞，这是现代版的“千里走单骑”。其中的潇洒与血气，可以想象，让人仰慕。

        蒋经国过世时，他对我说，看来他平日吃糖太多。他说在莫斯科留学时，大家是供给制。每个的糖、蛋是按时分配放下来的。后来有人发现自己的糖莫名其妙地少了。留意之时，就发现“偷吃的”是小蒋。大家要逗逗他。小蒋耍赖，“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共产，你的是我的，我的你们也可以拿嘛！”当然是玩笑间的事情。那个时候，大家早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儿子，年龄又最小，大家都关照他。
     
        后来，我看了《蒋经国传》，留心发现，蒋经国在回忆中也提到，他在莫斯科时与乌兰夫同座位。不由心头一振。

        相离几十年，远隔海峡，仍然不断的，还是一份浓浓的惦记。一份长久的往事越几十年、越海峡之分歧，仍然鲜活、仍然生动-----其中的感情    与思念，能够想象有多重吗？

        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