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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点击“荆杰”、或者“荆汉杰“，就会出现这样的介绍：
荆杰（1915－－1972），奉天（今辽宁）辽中人。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保定市委副书记、书记，冀南区委民运部副部长，热河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人事局副局长、人事部办公厅副主任、沈阳市副市长、辽宁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
荆杰的原名是荆其吉，属“其”字与我同辈。只在年龄上与我父亲相当。
“福恒天利永，保得有其昌”。
这是最初的祖先给家族留下的谱序。到了1930年前后，正是家庭的第七八辈人的当口。算来自从承德迁移到辽中以后，祖先们在辽东大地上足足辛勤耕耘了整整四代人，直到第五代，家境富裕了，才开始有了读书人。之后的子弟就有上了大学的了，如我的爷爷；有一些人参加了东北军，进了当时的东北讲武堂，穿军衣有军饷，正是一些农村孩子的出路。时以张家父子为首的东北军正千方百计的扩充势力，明里暗里与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对抗。荆姓子弟进入东北军的人，有被张送到日本学习军事与医学。日后，他们大多在东北军中服务，有了成为张家势力的嫡系。参与了“九一八”以后的种种抗日活动。
到了第用户九代，就是抗日战争的紧张时刻。而荆杰则是家族内进入共产党，并成为高官的第一人。
荆杰，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他有许多化名，一般讲，是为保护和不影响家族其他人，以防连累，以及知道他底细的其他人。
他的出走与参加革命的经历，只有家族中的老人知道，那时家族内的那个孩子干了什么，他们都知道。从长辈身份围着护着，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他的一些事情。
他是在北京读书时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于1935年离开北京去了延安。
他是从他的本家爷爷家出走的，本家爷爷正是东北王张作霖送往日本学医的才子。从日本归来后就在北京开了一家医院，自然是有钱的人。于是，凡是从东北家乡来的乡亲都到他家落脚，从家乡来北京上学的子弟也到他这儿吃饭，居住，得到衣食方面的照顾。亲情深而浓，互相提携，是这个家族的特点。据说荆杰打算走出之时，本家爷爷考虑到他是独子，且有早年丧夫的母亲没人关照，刀光血影之中万一有个“三长二短”呢？就不同意他出走“闹革命”，他执意不听。爷爷生气了，也耍了东北人的硬脾气，甩下一名话，“你要是走，就别回来了，我不认你这个孙子！”
他还是走了。那是一九三五年。据说与他一块出走的还有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在路上不幸落入日本人手里，他目睹了她牺牲的整个场景。
不久，他就从延安回来，随八路军到了京西抗日根据地，而且依亲属之便，常常潜回北京，大多是找亲戚帮忙做些暗中的事情。颇有戏剧性的是，他也回到出走时的本家爷爷家。据家人后来说，他一敲门，门房一看，“是少爷回来了”。赶忙向爷爷回报，爷爷还赌着气呢：“不见。”门房没迈步，又叫爷爷叫了回来。“给他赶快炖肉，给他带上大洋”。他毕竟是爷爷的心头肉。他饱饱地吃上一顿饭，再带上爷爷的一包银子，趁夜再回去。走时，他向爷爷住的房子要叩一个头。其实爷爷如何会真的不见他，想啊，想得心疼。此时一直在门缝里打量着他呢，瘦了、黑了，好在身子还没落下伤。这段时间大抵是他担任保定书记的期间。当时的保定是共产党在北方最大的行政区，包括了北京与天津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区划与今天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家族的人说，他常潜回北京，找钱，找医疗用品，找钱，也找关系。甚至让家人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安排来自延安的一些重要人物来京养病等等。他直截了当地叫声叔叔爷爷，家人没有不承担的。他是大家的孩子，他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
他再次正式回到北京坦坦荡荡地露面，是出走十年后的1945年，光复之后。国方共方美方，在北平组织了军调部，处理战后三方的冲突，从那里的事态而言，是有可能避免国共大战的，所以他们有在北京长住的打算。他是陪叶剑英来的，叶的军衔是中将，他的军衔是少将。住北京饭店附近，谈判也在北京饭店。著名的电影,《停战以后》,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情。
解放以后，他出任政务院人事局副局长，是很重要的岗位，局长是安子文。以后政务院改国务院后，他任国务院人事局长办公厅副主任。那时的局相当现在的部。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挨批，他主动要求离开，周让他自己找个地方。他选择了家乡，回到辽宁，任副省长。
但是文革一来，他躲不开，他也被当走资派斗了。
长期的战争环境，让他的身体已经受到损失，加之在总理身边工作时，总理忙，他们更忙，也没有休息的机会。身体隐患更多。文革中群众的批斗可不管理这些，他身患重症进了医院。
那里的医院也“革命”得很，人道主义全无，对待他如同罪人。给他换床单时，竟然四个人各揪一角，竟然活生生将他在腿骨折断。一接再接，也未愈合。
这期间，有一天医院突然让陪同的家人躲避一下，有要人来医院。结果是周恩来总理趁到朝鲜访问的当儿，匆匆来医院看望荆杰。总理走进来的时候，荆杰一眼看出了戴着大口罩的总理，总理问候他的时候，他的眼泪不由地流下来。他已经很久没看见到总理了，特别是在文革这样混乱的日子，他一直关心总理的境遇，他也看得出有一些矛头是直直对着总理来的。但此时，总理抚摸他的肩膀，告诉他要好好休息。同时嘱咐医院要用好药，努力医治。
总理走后，医院也重视了一下。但很快就依然故我了。
待到荆杰的夫人魏何（东北电业管理局书记）给我打电话，（那里我已经参加工作，与他们刚刚建立了联系。）想转到北京医治，我匆匆开始寻找一些合适的医院，选上了二家，也找了几个当时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的部长，正在进一步联络进京的办法----荆杰已经长期瘫痪，长途坐车谈何容易。
忽然，魏何来电说，荆杰已经不行了。
荆杰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与夫人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什么个人方面的要求。在我看来，他骨子里也有一股莫名的傲气。
追悼会上，组织上问魏何有什么希望与要求。魏何没有说。但一个在省政协任参事的叔叔看不过去了，说荆杰的几个孩子都在农村插队，是否请组织上安排一下，调回来照顾一下散了架子的家庭。组织同意了。
消息转到北京，当时阻拦荆杰出走的爷爷老泪纵横，他冲我直抱怨，他们不知北京的家里有好几个医生吗？
荆杰，是目前荆姓人家建国后职位最高的，他的经历大多来自于亲属的口传。因为他工作的内容，是家人难以知道的。
但一个越来越远的背影，仍然让人感觉到他的奇伟与特殊。、我曾经想写一下他的故事，与魏何也多次谈过，但魏何也是那种不重名利的人，她很少说起往事，她当时任东北电业管理局书记，下面有许多留学苏联的高干子弟。但她从来不提及。更不会寻找什么方便。
记得有一次我到沈阳，她迎接我到家里，专门包饺子招待。后来我们频繁电话往来。1999年，她过世。
斯人走去之时，有一片云很是特殊。
风过雨过，那片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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