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我的祖父荆林烈士

景家庙是晋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子。史书记载，它原是从织锦庄（西园、东庙、韭菜巷、富贵村的总称）分治出来的（分治为龙泉寺、景家庙）。位于阳高县城北侧，靠近雁山山脉；西北面，阴山余脉云门山下的明代土长城清晰可见；远处黑水河（古称雁门水，后称洋河。源于内蒙古丰镇县旗杆梁村和天兰窑子村两地）湍湍东流，近处黄水河（源于阳高县采凉山北麓的左家窑和内蒙古的大盘梁山）绕村而过……
1904年，祖父就出生在这里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从小与母亲和哥哥相依为命，日日夜夜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因家境贫困，他只上过“三个春冬学”就被生活所迫给有钱人当了“放牛娃”。成年累月披星星戴月亮与牛羊作伴，与荒山野草说话，从来没有享受过人间欢乐，到头来还经常挨打受骂……
15岁那年，我的曾祖母托人把他介绍给内蒙兴和县一家粮店当了店员，整整干了五年。眼看到了成家的年龄，可就是攒不到半文钱，于是毅然辞退了粮店的营生，回到了村里。
25岁那年祖父结了婚，婚后生有俩男一女，后来他的哥哥病死，嫂子改嫁，祖父又收留了无依无靠的侄子，连曾祖母一起组成了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俗话说;“家有五口，一犋牛紧走”。每年打下的粮食除去交租，简直难以糊口。
当时，阳高有一首地主吸血汗民谣：
地主好比一颗树高又高，
农民好比树根草毛又毛。
地主吸了我们的血和汗，
树根的青草长不高。
……
说明了当时祖父及所有贫农的真实处境。
随着年龄的增长，祖父懂得了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口里口外的地主老财是一样的黑心肠，地主老财不倒，受苦受难的人就别想过上好光景。
1933年春天，景家庙村村长张虎捞了几年油水就要卸任到城里享清福了，新上任的村长景世明每天吹胡子瞪眼睛，挨家逐户催捐税款，扬言：“谁若违抗，依法试问”。
在那食不饱肚，衣不遮体的苦难岁月里，穷人们哪还经得起苛捐杂税的盘剥呢？乡亲们愤愤地暗骂：“这茬土匪，谁上来都要捞一把，这还有穷人的活路吗？”
祖父为人厚道，善打不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智多星”，听得村里人们的议论，怒气难平，他决定带领群众去找张虎算账。
通过十多天的公开算账，共查出张虎贪污白洋2000多块。在铁证面前，张虎拒不承认，于是祖父他们联名将张虎贪污的事告到了县里。
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民国时期，在农村，清代的保甲制度虽已废除，却性质不变。如：1918年4月，阎锡山统治时期颁布的《村编制现行条例》规定，始于村长副下，增设闾长，其组织以25家为一闾，设闾长1人，大村依次编第一、第二、……闾。初规定村长必须有不动产三千元以上，后降至一千元以上，村副在伍佰元以上。区乡政权任主要职务者，一要有一定的家产为资本，二要经县以上培训或有文凭者充任。1922年4月，公布《改进村制条例》，在各村设村公所，执行村中公务，执行人员以7人为限，由村长副、闾长等人充任。……这套“村本政治”“用民政治”，在农村形成行政网，代行警察职权，其实质就是为富人服务的，是压榨老百姓的工具。
张虎的本家哥哥，省里的参议大人张公普出了面，县衙哪敢怠慢，最后以“无理取闹”的罪名作了违心判决，反倒把告状的荆风英等人投入了囹圄，3天后才被取保释放。
惨痛的教训使祖父一伙人悟出了一个道理，金钱、权势是罪恶之源，要想和地主算清血泪账，穷苦人必须自己掌握政权。

找到光明

1945年8月24日，阳高县第一次解放。
一天，一个扎白毛巾，身穿蓝布上衣，肩挎绿挎包的陌生人来到景家庙村，说要找祖父。见到祖父后，陌生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屈飞，是县抗联会的，想找祖父了解点情况……
祖父听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找他了解情况，惊喜地拉着屈飞同志的手，连连说：“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从此，屈飞同志在景家庙便扎下了根，祖父也从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屈飞同志解放后在原国家建材部工作）
1945年10月，经过党的培养和考验，景家庙村诞生了第一批党员，他们之中就有祖父。10月10日，乡亲们一致推选祖父担任景家庙村农会主任。
农会是中共阳高县委所辖六大群众组织之一（六大组织为工会、农会、武委会、妇女、青年、抗联会）。主要任务是联合农民兄弟，开展革命斗争。包括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团结依靠贫雇农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搞清算、分浮财、均田地等。
在屈飞和祖父的领导下，景家庙村的减租减息、搬旗杆、分浮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农会带领群众首先搞了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接着就是反奸锄霸，斗争地主。一时间，祖父领导的斗争队威震全县，成为城关周围一支无坚不摧的劲旅。哪里有搬不倒的旗杆，都要请祖父这支队伍去声援，他们的足迹走遍了富贵村、龙泉寺、太师庄、十九梁等村庄，乃至3次进县城斗争过恶贯满盈的大地主任二娃等。
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祖父的名字在城乡上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地主恶霸、汉奸们一提起祖父的名字就吓得心惊肉跳，穷苦的老百姓说起他来无不称赞他是穷人的主心骨。阳高县志记载的一首歌谣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风云突变

1945年8月阳高全境第一次解放，当时全县划分为六个农村区，一个城关区。（一区辖桑干河北到丘陵下村庄；二区辖丘陵分水岭南村庄；三区辖吾其河以西丘陵上村庄，直到下深井西；四区辖吾其河以东及丘陵北，白登河两岸村庄；五区辖县城北，西北和西南京包铁路沿线村庄；六区辖县城东北罗文皂、太平堡、北徐屯一带村庄。）其中，五区南起重兴镇、王官屯，杨官屯、青顺堡、织锦庄；北至张小村、太师庄；西至镇宏堡，廿六村及天桥、蝼蚁沟，人口约三万左右。1946年2月，祖父调到五区任农会副主任。
1946年1月13日午夜，冀晋纵队接到国共停战的命令。早晨，全体指战员在驻地阳高城内庆祝停战协定签字的胜利。然而，蒋介石就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却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偷偷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大同国民党军38师田尚志部、骑四师也突然向阳高进犯，在遇驾山被冀晋纵队三、四旅打溃……3月3日凌晨，国民党38师便衣队长魏朝选率10余名特务到东小村，将六区区长尉世智、晋察冀一分区第六兵站东井集站副站长尉世仁兄弟杀害。
6月26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国共于1月13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悍然向全国解放区大举进攻。其中，7月24日拂晓，大同国民党军出动步骑兵两千余人向阳高进犯，在三十里铺被我军击溃，阴谋未逞；8月13日上午9时20分到下午6时，敌机空袭阳高车站8次，致302次客车遇难，死11人，伤81人；并派出多名特务潜入阳高刺探军情。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8月15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晋绥、晋察冀部队开始发动组织解放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月（9月16日结束），因战局发生变化，国民党傅作义、阎锡山部向晋察冀边区东起康庄、张家口，西至大同的聚乐堡之京绥铁路沿线及两侧纵深发动进攻。人民解放军决定暂时、有计划地撤离京绥沿线的主要城镇。当时，中共阳高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0月21日夜，县级机关撤到下神峪。五区由原驻地王官屯撤到西山阎家窑、庞家窑、罗家岭三个村庄。（这三个村庄位于大南沟东侧，东、西、南三面紧靠瞭高山，连接采凉山，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森林茂密，遮天蔽日；北面坡陡沟深，易守难攻；从地理位置上看，山南紧靠平绥线，这一带是这条大动脉的天然屏障；北面与内蒙地区毗邻，即是阳高的门户，又是山西的前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此时，祖父已任五区农会主任。
10月25日，傅作义部马占山骑兵师（原东北挺进军）一部和阎锡山的地方军、政、警特人员占领了阳高县城。从此，国共双方一个在城镇，一个在乡下，展开了为时一年半的“拉锯战”。

针锋相对

1946年10月25日，蒋、阎政府在阳高复辟后，在县城设城公所，下辖街、闾、邻。在农村设区公署（亦称区署）。全县设三个区：一区城关，二区东井集，三区织锦庄。1947年初，区建制撤销，改为大乡公所。全县设大白登、狮子屯、上吾其、潘寺、张小村、莫家堡、罗文皂、东井集、王官屯、织锦庄、石柳、古城、李官屯、杨官屯、北徐屯、武安、台阳、迎和18个大乡，各设乡公所，乡以下各村改为居。俗语说,“恶狗回头更疯狂”：
在城乡，国民党阳高县县长刘荣先（雁同地区军统头目十三太保之一)、继任县长何荫远，在政府内网织警特机关、勾结同盟会头目马维营、国民兵团副团长童成组成三人小组，积极推行“兵农合一”强权政治，组织训练“常备兵”，在反共骨干的带领下搞阴谋活动和反革命镇压活动,对共产党区干部和革命群众大抓、大捕、大屠杀……据史料记载，1946年10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转移后，全县党员从1937名，减少到了1532；阎锡山的国民兵团数月内在全县组织起4.5万人的兵农基干，中层官员达一百多人，势力很大。
在西山，由于五区队伍来到这里，在范家窑村击毙了匪首张天贵，走村串户、扎根群众，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这一下，惊动了阳高、内蒙之敌，他们深知后院起火是心腹大患，于是很快在王官屯、聚乐堡、镇边堡、镇川堡、镇宏堡等地层层设防，布置重兵，妄图形成包围圈，把我这支人民武装吃掉。
重兵压境，大敌当前，中共五区区委决定学习冀中经验，挖掘地道，北切内蒙傅作义所部长驱直入之路，南断蒋、阎军在京绥线上频繁运兵之道，巩固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为共产党二次解放阳高奠定基础。
挖掘地道于1946年11月开始，到次年三月下旬，庞家窑、阎家窑、罗家岭三个村的主巷道基本打通,全长约八华里。另还有一些村庄也挖了地道……
一次，祖父和荆体安（景家庙村人，五区民政助理员）等人正在许窑的一个放羊老汉家开碰头会，结果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军开进村来，祖父与荆体安等人利用地道的优势与敌周旋，将其排长击毙。
祖父所在的五区指战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在敌内部引起了极大恐慌。他们一边组织力量频繁扫荡（史料记载，蒋、阎统治阳高县的一年半时间里，对五区所在的西山根据地大规模的扫荡有六次，曾一度使五区与县委失去了联系）；一边派出奸细侦查五区游击队的行踪，妄图把这支革命武装一网打尽。
十九梁村有个地主张恒，为了领取国民党军的赏金，经常化装成穷人的模样，混进群众队伍刺探我军情，导致五区几次行动遭到失败。经过调查，五区指战员终于抓住了这条狐狸尾巴，区委决定让祖父和荆体安除掉他。
一天，经侦察得知张恒在村里，于是祖父和荆体安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模样来到十九梁村里。张恒看到四下无人，以为领赏的机会又来了，便邀祖父和荆体安到他家，密报了近日刺探到的情报……。
二人听后，不动声色，连连夸奖并答应带他去领赏，走到村边一条山沟时，张恒被我祖父和荆体安处决。
在景家庙村，国民党占领阳高后，原先逃走的几个地主陆续又回到了村里，与汉奸、恶霸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并进城请回了国民党军，开始了血腥的反攻倒算，他们先将村干部景银同、荆生喜、民兵荆二恒、积极分子景茂林一起逮捕入狱。接着抄了祖父的家，抓住他的侄子荆存久在村里德元家的院里吊了一天一夜。（我的父亲、姑姑闻风外出躲藏在玉米垛里，虽未被抓住，却险些被搜查这堆玉米垛是否藏人的国民党军用刺刀扎伤）。本村杨皮匠冒死求情，敌排长答应可以取保释放。最后家里卖了几亩薄田，才把这个无辜的孩子保了出来。
敌人复仇的消息传到西山根据地后，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表示要坚决营救被捕的同志。
五区区委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目前敌强我弱，应以“攻心斗智”为上策，所以决定让祖父写一份警告信，投给景家庙敌闾长景斌，勒令他把景银同四人保释出狱，否则血债定要血来还！
警告信写好后，正巧本村贫农杨宝山来西山走亲戚，祖父便托他设法把信交给景斌。
为配合行动，当天夜里，区委书记史保祯（阳高县二次解放后曾任县长）与我祖父等几个熟悉地形的人摸到了织锦庄区公署大院（蒋阎在阳高复辟后，在全县设的三个区公署之一，1947年初改为乡公所），张贴了标语及警告信，然后朝天放了几枪，扔了几颗手榴弹……枪声和爆炸声吓得乡丁和大户们连裤子也没穿就往外跑，等清醒过来时，祖父他们早撤走了。
第二天，敌人成了惊弓之鸟，即把区公署从西园搬到了离县城更近的兴隆巷去了。
再说敌闾长景斌，接到“警告信”后，好容易熬到了天明，赶忙召集村里“大户”们开会，一边叨叨着昨夜发生的事情，一边征求大家的意见。有几个顽固不化分子主张把村干部及祖父一家斩尽杀绝，以儆效尤；多数则心有余悸，想留条后路，主张联名据保，先把景银同等人放出来听听风声再说。
最后，景家庙的“大户们”还是通过县党部工作的景华甫（景家庙人，1927年在阳高北台组建县党部的3人之一；1947年3月任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当时其家属、财产均在景家庙），把景银同等四人保释了出来。
这次行动虽小，但给了敌人以有力的震慑。此后，为了杀掉敌人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我五区指战员于1946年11月3日，又对敌人张小村大乡（蒋、阎政府在阳高复辟后，在全县设的18个大乡公所之一）采取了武装袭击。
国民党张小村大乡长周某（平鲁县人，曾当过国民党阎军连长），行伍出身。他为人奸诈，鱼肉乡民，刺探军情，密告衙门……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为杀一儆百，五区区委决定除掉这条恶棍。
在摸清周某的活动规律后，祖父与区委书记史保祯带领区干部和区小队员二十余人，埋伏在张小村（离县城7里）公路两侧的果园里，将其和部下张进堂（本地人，乡公所秘书，日伪时当过马官屯大村公所下辖村的村长）抓获。
当天晚上，经研究将周、张二人押到青顺堡和西杨官屯村之间处决了。
1946年12月19日夜，区委书记史保祯和祖父等14人从采凉山上的阎窑出发，要到川下重兴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他们穿过铁路，在南、北沙岭之间的简易公路旁俯伏下来，观察动静，准备穿过去。突然他们发现从大同方向开过两辆汽车，于是当即决定打个伏击战。
当第一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军车驶入伏击圈时，区委书记一声令下，枪弹齐发，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不敢还击，加大马力冲出了伏击地带，向东逃跑。这时，第二辆车也冲进了伏击圈，恰被打爆了轮胎，翻倒在公路旁，五区指战员将车上的八名国民党人员俘虏。此战抓获国民党大同市商会会长王汉成、天镇县县长和三青团书记、38师便衣特务及阳高县保安警察大队少校中队长郎春华的小老婆等。缴获法币四千六百万元及其它生活物资，受到中共东雁北地委的致信嘉奖。（当时东雁北地委、行署在浑源）
祖父是个细心人，他把这次伏击战的大体情况做了记载，一直留在自己身上。
五区指战员撤到西山后，对敌斗争十分英勇，频繁出击，屡建奇功，在阳高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祖父荆林在西山斗争中虽不是主要领导，但他精明强干，足智多谋，遇事当先，勇敢作战，所以革命事迹广为流传。
1947年1月15日这天深夜，虽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了，可是同志们却有家不能回，临到年终了仍不能和家人团圆，为了使春节过得富有战斗色彩，搅得敌人心神不定，惊慌失措，区委决定全队整装出发，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于是，五区四十余名干部战士从西山出发，准备到康窑附近烧桥破路（铁路）。因敌人封锁的甚严，未能下手，当时决定返回石窑沟待命。
途中，祖父因风寒侵袭，突发肚痛（旧病），领导批准战士刘福和陪伴他在就近的颜家沟村休息（刘福和是城关乡青顺堡村人，生于1916年，他的姐姐在颜家沟村居住）。
由于已知五区还有一批人马30多人驻扎在这里，所以祖父与刘福和也安心地在沟南住了下来。（这天正是我姑姑荆玉珍出嫁的日子）
当时，颜家沟村是城关镇（现为龙泉镇）西南方向一个只有三百九十多人的小村庄（离县城10华里），与义合（最早为郑家窑、楚家窑两处，后增加新窑、新堡、凤凰台等；依山而居的数处合为一村，以新堡为中心，人们习惯称其新堡）、青顺堡（离县城5华里）呈“等腰三角形”布局，义合与颜家沟是这个三角形的“底角”。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祖父与刘福和刚要动身赶往石窑沟，突然听到村东枪声，立即警觉起来。原来区小队员许润梯和一个民兵在东庙站岗时发现国民党正规军约两个营的兵力从青顺堡出发，向义合村袭来。老许毫不犹豫地让那个民兵进村报告情况，自己留下继续监视敌人，谁知那个民兵刚离开大庙，老许又发现另一股敌人出现在村东，他来不及多想，立刻鸣枪报警，敌人听到枪声就地隐蔽，盲目地向村里射击。
驻在村里的五区区长云广（离休前任四川省建设厅副厅长）一班人，听到民兵的报告和村东传来的密集枪声，立即组织人员向西山撤退。祖父与刘福和在沟南看到我方人员正组织撤退，立即开枪还击敌人，想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掩护多数同志尽快撤退。
穷凶极恶的敌人听到沟南枪声后，立即反扑过来，祖父与刘福和边打边撤，不幸刘福和身中数弹，当场牺牲，时年31岁；祖父发现自己的同志中弹牺牲后怒火中烧，把一颗颗子弹射向敌群。当敌人发现阵地上只剩下祖父一人时，拼命喊“捉活的！……”祖父终因敌众我寡，子弹打尽，腿部中弹后被俘。

斗争到底

我的祖父荆林被捕的消息，象插上了翅膀立刻传遍西山、传遍了城乡上下。西山游击队和景家庙的群众都曾设法营救过他，但均未成功。与此同时，祖父被捕的消息也传到了景家庙地富的耳朵里。王聪、景星、赵祥、景斌等几个曾经被祖父斗争过的地主分子，以为报仇的时机已到，急不可奈地联名上书，请县衙替他们做主，并通过大地主景星在保警队干事的儿子景万义，将祖父从国民党38师二团一营侯颖杰部转交到了县保安警察大队一中队，这也是少校中队长郎春华所在的中队。
在保警队的牢房里，祖父身上那张记载着南沙岭伏击战的记录被搜了出来，保警队一中队长郎春华（山西代县人）看到这个记录，立刻想起他被我方镇压的小老婆，于是怒不可遏地命令升堂，要把杀死小老婆的仇恨在我祖父身上发泄。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各种酷刑接踵用在了祖父的身上……
打死返活，返活打死……敌人始终未从祖父的口中问出一个字来。
敌人见用硬办法对付不了祖父这位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天就把我的曾祖母（当时已60多岁）和我的父亲荆玉祥（当时7岁）一起抓来，想用儿女情长、亲情感化来胁迫祖父投降。敌人说：“如果投降，马上放你们祖孙三人回家，如若不然，哼！马上送你们三人同上西天！”
祖父根本不吃这一套！“大孝孝于国，小孝孝于家。”他安抚了母亲和儿子一番后，响当当地回击敌人说：“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进来就没打算出去！”
无可奈何花落去，敌人的迫降、招降、诱降等花招再次落空。到了第三天（即1947年1月20日）夜里，侩子手们五花大绑地把祖父推出牢门，祖父知道这是最后斗争的时刻了，在过道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敌人慌乱地往祖父的嘴里塞东西，却被祖父咬断了手指，疼的敌人嗷嗷乱叫。
“中国共产党……”没等祖父把口号再喊出来，敌人已用刺刀把他的嘴撬开，将一团棉花塞了进去，鲜血顺着嘴角直淌，祖父连眼皮也没眨一下，仰首挺胸，从容不迫地被敌人簇拥着在阳高县城东门外僧坊寺庙后的乱石滩活埋，时年43岁。

期盼天明

祖父牺牲的第二天，景家庙村里的几个穷哥们凑足了钱将祖父的遗体从刑场挖出（当时身上还捆着手榴弹，是防止“收尸”的）运回景家庙村装棺入殓，把棺木运到村东的大场面上准备好好祭奠一场……
午后，在伪罗文皂大乡干事的大地主王聪的儿子王文进（建国后畏罪上吊自杀）回家过年，恰路过这里，听说场面上停放的是我祖父的棺木，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拔出手枪对准祖父的棺木大头连开三枪，把棺材一字排开打了三个洞。王文进出了怨气，便哈哈大笑地拂袖而去。
穷苦的弟兄们看到这种惨景，个个义愤填膺，双眼喷发出愤怒的火光，他们攥紧拳头，恨不能把王文进生吞活剥……
我的祖父牺牲后，他的一家家破人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母亲和妻子先后含恨离开了人世，四岁的小儿子荆玉玺（乳名九文）因患病夭亡。原本一个七口人之家只剩下八岁的儿子荆玉祥（我的父亲）和侄子荆存久（当时17岁）这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穷人盼的是共产党来！红旗插满阳高城……插遍全中国，将蒋家王朝和这个吃人的旧制度砸个稀巴烂！

告慰英灵

正义有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1947年10月3日下午三点多，阳高保安警察大队二中队少校中队长王奎及所属41人在昝娘城被天（镇）阳（原）怀（安）支队和六区区小队联合击毙、100多人被俘。（保安警察大队的前身是“阳高自卫队”，1946年3月由王奎在大同水泊寺村组建，下设四个分队，约百余人；10月25日该队随国民党马占山部及阳高县党政人员进占阳高城。随将“自卫队”改名为“保安警察队”，1947年3月由大同专区派杨尊武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十个分队，有队员五百余人。受国民党大同保安司令部和阳高县政府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摧毁中共党政军力量，其次是为阎锡山地方军、政抢粮夺草，以维护其反动统治）
1948年3月，阳高解放前夕，残余保警队队员护送国民党阳高县政府官员到天镇后，被解放军歼灭，散敌后潜入大同，被收编为国民党驻同十三团二营。这些顽固分子于10月，在新保安解放中，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包括少校中队长郎春华）。
1948年3月21日，阳高第二次解放。人民政府先后镇压了景家庙村大地主景硕和景守先；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后，镇压了原国民党阳高县长何荫远；原国民党三十八师二团一营营长（后为大同保安二团团长）侯颖杰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告慰了祖父以及蔡占星、张省吾等英烈；1952年7月,培养我的父亲荆玉祥（原雁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公安处法制办主任，大同市公安局副县级侦查员、法制办副主任、一级警督，2014年3月10日去世，享年75岁，现有俩儿俩女）在原察哈尔省荣军学校烈军属子女附属学校、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三中学读书，直至分配工作；1949年，祖父的侄儿荆存久参加了解放军，曾入朝作战，复员后当了大同煤矿工人（现已去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56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我的祖父荆林为革命烈士，他的革命事迹载入了中共阳高县党史、原雁北地区党史资料丛书和《中共大同历史人物》等文献中，并在大同新闻《永恒的记忆》栏目中播出（由大同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大同电视台联合录制）。为弘扬他的革命精神、缅怀他的革命事迹，2013年9月、2014年4月8日，在祖父牺牲六十七周年之际，阳高县民政局、大同市民政局分别决定，为他在阳高县革命烈士公墓和大同市革命烈士陵园建墓立碑，这些举措表明了国家和人民对建立和保卫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应有的尊重。这既是后辈对前辈的感恩，也是让革命烈士精神代代相传。遂撰此文，愿：
我的祖父荆林烈士在天英灵得以慰藉！
我的父亲荆玉祥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记得七十年前，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共产党员方志敏曾预言：“欢乐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
是啊！我的祖父荆林烈士和那些视中国为最可爱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将满怀无尽的思念，点亮内心的烛光，感恩先人，缅怀英烈，并把珍藏在心底的记忆转化为温暖的力量，一起为圆梦中华而努力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