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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泽短发浓眉，精瘦身材，脸上两寸长的伤痕，白色T恤，墨绿色休闲裤，一双白色的旅游鞋。4月上旬，尼泊尔。队友们都在养精蓄锐做最后的热身，而他却四处奔波找地方购买专业登山服和睡袋。“天哪！像他这样还想登珠峰？”一位瑞典队友的嘀咕，让荆泽听得清清楚楚。
队友们完全有轻视的理由：7个人的美国国际登山队，除荆泽外，登山经历最短的8年，最长的40年。虽说荆泽也登过4400米的雷尼尔山（美）、5400米的哈吧雪山（云南）、6962米的阿空加瓜山（阿根廷），但对于他们这些经常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转悠”的“老兵油子”来说，只有8个月登山经历的荆泽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新兵蛋子”。
这早不是第一次了，他在攀登云南的哈吧雪山时就曾领受过如此的“礼遇”。
荆泽说，当时他对向导说，要当天登上顶峰然后再下到山下村中，没想到向导听了这话后，从鼻孔里挤出一声轻笑，便扭过头再也不理他这个口出狂言的小伙子。
结果，当这位向导跟在荆泽屁股后一路大喘气登山回到住处后，拍着他的肩膀说：“知道吗？你用了2小时55分，是登这座山的人中最快的！”
这次珠峰登顶也是如此，当他站在珠峰之巅打开怀中的五星红旗时，他的队友一个在半途，其他的顶多爬到8300米处就宣布放弃，包括那位曾给予他“轻视”的瑞典人。
冲顶前，坏消息接踵而来
处在地球最高端的珠穆朗玛峰，高8848.13米，其高峻与神秘素来成为喜爱登山的人们最高的梦想。荆泽说：“攀登珠峰就是挑战极限，不仅挑战着生理极限，而且挑战着心理极限。”
但冲顶前，坏消息便接踵而来：出发前，一位曾和他在一个帐篷中睡过的队友，在攀登一座7100米的高山时遇难；冲顶前，曾经一块登过山的副队长在珠峰的南坡遇难。
听着一个个噩耗，荆泽说，他很难受，也有点担心，但还是决心试到自己的极限，实在不行就撤。
在爬到7100米处的时候，一个队友抓绳索时手脱落，“刷”地一下悬在空中，众人帮忙才解开绳索，将他救了上来。荆泽说，要是再高些，身体再到了极限，没劲去解绳索那就只能等死了。
过了8000米高度，就是俗称的“死亡区”。路边不时会看见或坐或躺的冰尸，他们都曾是登山队员，在精力不济时坐下或躺下休息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荆泽也很想坐下来喘口气，但看到这些恐怖的后果，只能强打精神挣扎着往前走。
世界屋脊看风景
5月20日15∶00到达C3（8300米处）营地。荆泽与队友躺在雪地上休息。
5月21日零时30分整理装备，1∶40出发。
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因为他们的行程太快，临近冲顶了，修路的夏尔巴人活还没干完，他们只得站在冰天雪地中苦等。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氧气问题。”荆泽说。为了减少负重，登山队员们携带的氧气量都是提前按时间计算好的，多等一刻氧气就少一点，危险就增一分。
荆泽说：“那50分钟是我一生中最难挨的，仿佛过一年似的。我心里想，再等5分钟，路还修不好，我就撤。”
5分钟不到，队伍又开始前进。
21日12∶30，荆泽终于站到了5米多宽的山脊上———那是珠穆朗玛峰的最高处。
拿出国旗，拿出数码摄像机和数码照相机准备留影，但机器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温下已不能工作。虽然它们被捂在怀中，“怀中也没多高温度。”荆泽说。
看看风景吧，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欣赏到的。
珠峰的东边浓雾重重、一片阴霾，西边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俯视脚下山川，只有超过8000米高度的几个山头在云朵的环绕中时隐时现。
敬畏雄伟的珠峰
荆泽说：“没有亲自到过珠峰的人，根本不会深刻了解珠峰。”
没到珠峰前，在荆泽的印象中，珠峰就是雄伟和神秘的代名词；从尼泊尔进入中国境内，远远看到珠峰，掩映在一片山头中间，显得很不起眼；开始登山，越爬觉着珠峰越高，珠峰好像也随着自己攀登的高度而增长，那种感受，是一种深入内心的敬畏；登上峰顶，环顾四周，一览众山小，连云都没有———云都在脚下呢。
“经验丰富的队友半途而止，你首次登7000米以上的山就冲顶珠峰成功，有什么秘诀吗？”记者问。
“也没什么，做好计划、心细就行。别忘了，我是学理科的，长处就是严谨。”荆泽回答道。
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了。
荆泽举了一个例子，从8300米处冲顶时，一个队友四处寻找不见他的氧气瓶，好不容易找见了几个，打开一看只有一个有半瓶氧气，其余都是空的，队友气得跺脚大骂。荆泽他们都爬了很远了，还能听见脚下队友的怒骂声。
还有随身携带的物品，多了增加负担耗费体力，少了又不行。荆泽此次冲顶，携带的氧气瓶、水等登山必备品，再加上衣服、鞋子，总重超过15公斤。
饮食也要注意。水不能多喝，离开营地内急的话就只能在衣服里面“解决”，但也不能不喝或少喝。还有一点是必须逼自己吃东西，高山反应后没有食欲，为了保持体力，咬着牙也得吃。
当然，荆泽此次登山也有自己的教训。随身携带的摄像机与照相机因为都是数码产品，超过7000米就无法使用。另一个是帽子系得不严实，露出了一条缝，就是这个缝，给他的右脸留下了两寸多长的一条冻伤。
运城方言依旧地道
家中老大、今年40岁的荆泽，1981年从运城康杰中学毕业，1985年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同年经选拔赴美留学，去年加入美国国籍。用他的话讲就是：“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刚好一半对一半。”
虽笑称“一半对一半”，但言谈中记者却发现荆泽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很是在乎。
出发前，他专程到香港买了一面五星红旗；从珠峰北边登山成功率是1/4，南边是1/3，为了离祖国近些，他从难度更大的北面往上爬；在阿根廷登山，他登记的地址都是“中国山西”；上了珠峰大本营，他更是四处用汉语讲自己是山西人，寻找同胞……
采访中，记者一句“你什么时候回你们国家？”的玩笑，更是惹得他一脸不快。
他说：“国籍算什么，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而已，我永远是中国人。”
质朴、内敛，荆泽与记者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运城人没什么两样，甚至20年不常说的运城方言也依旧地道。
对于荆泽的中学同学程华荣来讲，荆泽总是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前年荆泽回家探亲，缠着程华荣在厂中给他找一个最脏最苦的活干上几天。程华荣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荆泽就从北郊步行到盐湖装硝工地，非要帮民工干活。家中设宴款待归乡游子，始终等不到主角出现，急忙四处寻找。直到下午，他才回到家中，看着他满身硝末一脸汗水，家人哭笑不得。
只有弟弟荆伟知道大哥的用意，他的母亲以前为供他们读书曾在硝池装过硝，大哥是在用特殊的方式纪念他们已去世的母亲。
此次回乡，荆泽住在星级酒店里，朋友大鱼大肉请他，他眉头紧皱、一脸不快；拉到外面，要上两大碗羊肉泡馍，两个饼子两根麻花一泡，便眉开眼笑，喜欢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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